杨利慧：遗产旅游：民俗学的视角与实践
发布时间： 2014-01-15
杨利慧《遗产旅游：民俗学的视角与实践》，《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18-20页。 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是：旅游已然成为今天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内容。作为一种流行的旅游类型，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主要是指将“遗产”—值得珍视的、具有选择性的过去——作为消费品的旅游形式。世界旅游组织（UNWTO）对“遗产旅游”的界定是“深度接触其他国家或地区自然景观、人类遗产、艺术、哲学以及习俗等方面的旅游。”（转引自[英]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 博伊德著《遗产旅游》，程尽能主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页）尽管研究者们对遗产的范畴以及遗产旅游的界定众说不一，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遗产”包容广泛，可以包括不可移动物质遗产（例如古建筑、河流、自然景观等）、可移动物质遗产（例如博物馆中的展品、档案馆中的文件等）以及非物质遗产（比如价值观、习俗、礼仪、生活方式、节庆和文化艺术活动等）（同上，第3页）。与民俗学界熟悉的“民俗旅游”（folklore tourism）或者“民族风情旅游”（ethnic tourism）相比，遗产旅游包容的范畴显然更加广泛。 遗产旅游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既已开始，如今已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活跃在这一领域里的先行者主要包括了地理学者、经济学者、管理学者、社会学者以及人类学者等，民俗学者的身影稍晚才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本学科长期形成的“向后看”、关注文化遗留物的传统无疑是阻碍民俗学者投身现代生活的关键。但是社会的迅猛发展不容忽视。当民俗学者日益发现曾经熟悉的村落里的民歌民谣、民族服饰甚至宗教舞蹈，越来越多地跨出村寨的边界，出现在繁华都市的艺术舞台、旅游景点和商业广告中的时候，民俗学界兴起了一场有关民俗本质以及民俗学学科范畴的大讨论。欧洲民俗学界有关“民俗主义”（folklorismus/folklorism）的探讨、美国民俗学界有关“伪民俗”（fakelore）的论争、中国民俗学界对包括民俗主义在内的一系列西方理论的译介和讨论等，都促使本学科的从业者逐渐拓宽视野、开放胸襟，以积极的态度关注身边急剧变迁的当代社会——民俗学出现了从“向后看”到“朝向当下”的转向。对于遗产旅游，民俗学者也很快参与到众多学科的讨论和研究中去，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例如Regina Bendix, Backstage Domains: Playing "William Tell" in Two Swiss Communities, Peter Lang AG, 1989;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民族出版社2006年），他们的成果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民俗学向当下的转向，而且也对其他相关学科做出了贡献。 中国民俗学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出现了“朝向当下”的转向（拙文《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文献考据和文本溯源式的研究逐渐为对当下的民间传统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民族志所取代（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但是，无疑，这一转向尚需要大量深入思考和实践来进一步切实向前推进。比如，在当下的村落中考察存留和变迁的民俗固然重要，被挪移出村落的边界、经由各种中介而进入其他商业性、政治性、文学艺术性以至于学术性的语境中的民俗也急需加以具体、深入的研究。再如，当民俗学专业的青年学子们满腔热情地预备探索遗产旅游、动漫电影、网络游戏和cosplay（真人角色扮演）时，民俗学的学科训练能够提供给他们哪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助益，这些也需要民俗学者认真、自觉地加以反思和总结。 美国民俗学家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认为民俗学的训练对于她研究旅游很有帮助，特别是表演的视角使她关注艺术家们，并通过他们扮演（enactment）的自反性（reflectivity）来探索新的理论（“Performing Live: An Interview with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Adrian Franklin, Tourist Studies, 2001, vol.1 (3):211-232）李靖认为：“以民俗事象的特质为核心”的视角有效地引导了民俗学家在解读旅游语境中的节庆空间时，把旅游化看成节庆自身发展变迁过程中内在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把旅游化简单化地理解为异化性的外来因素，或者把旅游化作为主导视角这样本末倒置的问题（见本期）；德国民俗学家Wolfgang Kashuba认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下，移情投入和行动者导向都是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方法论优势（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彭牧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刘铁梁认为：民俗学的特殊之处在于民俗学家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在我看来，无论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什么，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将“民俗”——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传承性的生活文化，而并非全部的日常生活——在生活中的生存和变迁状态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第二、具有移情地理解民俗主体（或者说“传承人”）的主位（emic）视角；第三、运用民族志方法，对民俗生存和变迁的语境及具体过程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描写，并对相关的社会关系和话语做出细致分析；第四、从本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些概念和视角包括文本、语境、传承、传统、集体、文类、表演等等（可参考Burt Feintuch, ed. Eight Words for the Study in Expressive Cul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笔者有修改）；第五、管窥见豹，由案例的考察引申至对民俗学的一些基本学科问题的关切和探索，例如，“民”是谁？什么构成了“俗”的内核？民俗以及相关的变体（民俗主义或者民俗化的表达文化）对于共同体或者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从民俗到民俗主义或者民俗化，哪些变了，哪些没变，为什么？大众旅游和媒介的变迁是腐蚀民俗的罪魁祸首呢，还是可以成为民俗保护的助力？个中转换的条件是什么？……从这里也可以（而且应该）进一步参与到更大话题——例如文化多元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遗产经济学等等——的讨论中去。上述特点构成了民俗学参与现实社会建设以及跨学科讨论的基础，也是其优势之所在。确立了这样的学科意识和自信心，并认真加以实践，那么无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村落里的秧歌小戏还是都市舞台上的校园民谣，是旅游景点的导游还是《魔兽世界》的玩家……不管作为对象的风筝飞到哪里，我们手中都会把握住民俗学这根线，而我们的研究也将成为连接昨天和明天的重要桥梁。 本组专栏便是出于上述思考和追求而组织的。它力图以当下如火如荼的“遗产旅游”为窗口，进一步展示并探讨民俗学在研究这一新兴领域时的特点和潜力，切实推进中国民俗学朝向当下的学术转向。受邀参与本辑专栏的作者大都有民俗学的科班背景，正在从事与民俗学相关的科研、教学和实际保护工作，或者虽受训于其他学科，但是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有着鲜明的民俗学取向。其中前三篇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民俗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李靖的论文立足于云南景洪市傣历新年节旅游化的民族志个案，生动地描述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宗教上层人士如何影响着节庆空间的表述，并使其呈现出多元复杂性。文章注重权力的流动性和对权力利用的创造性，细致考察角色的具体多元性、角色本身的行动话语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上演的“戏剧”，由此对学界流行的、注重对节庆空间的单向权力结构进行分析的做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张巧运的个案描述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羌族民俗传统经历的重建——震后由政府主导并迅速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浴“难”重生，羌族的传统民俗也随之绽放出新的活力。论文探讨了目前国际国内民俗学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旅游与民俗保护如何双赢，并指出只有正确认识民俗活动和遗产旅游活动的特点和区别，在利用和表现民俗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取舍，才可能探索出一条既能保护民俗、又能促进其旅游发展的道路。这一主张对于当前中国民俗的保护和利用，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安德明的论文主要探讨了边境旅游如何使“国家”的意识和认同得以具象化和强化。通过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旅游类型的概括和分析，文章指出，当地旅游是以“边关风情”为主题而构建的一个系统，通过运用口头艺术及其他多种民俗资源，并以不同手段表演各种“边疆元素”，边境旅游客观上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感受自己国家的边界并强化国家意识的特殊场域。论文从边境旅游的独特视角，为深入考察国家在场以及国家意识形成的复杂多样性做出了贡献。笔者的论文则将国内民俗学很少注目的导游的叙事表演纳入观察的视野，通过对河北涉县娲皇宫景区的导游词底本以及导游个体的叙事表演的田野研究，展示了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并倡议研究者将神话的整个生命过程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来自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旅游开发实践。威利·斯迈斯（Willie Smyth）博士是美国一位有成就的公共民俗学家，长期在华盛顿州帮助当地社区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他的文章细致地展示了美国民俗学家如何运用专业知识，帮助地方社区开发文化遗产旅游项目，并解决旅游开发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民俗学者的公共实践，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杨利慧） 后续的重要话： 丹-本•阿莫斯：“我们的学科史中不时会插入自我评价的时刻，这些时刻发挥着建设性的、重要的自我审视的作用，有可能成为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转折点。但在这些时刻，我们不要丢掉我们所依赖的民俗学基本原理与努力延续的学科传统。”（《为民俗学正名》，周星书，72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