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主讲《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发布时间： 2019-04-15

“跨文化研究”系列讲座（118）

[内容提要]汪德迈先生的新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从语言、社会、存在三层面，阐述中国文化特征。在语言层面，汉语汉字是举世无双的非自然语言和表意系统的精神财富。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没有引起欧洲学者的注意，而被套用西方观点过度解释。在存在层面，从庄子到禅宗都展现出对汉语的深刻认识，今天西方当代艺术中的多位抽象性，在中国古代已经发生。

2019年4月12日晚6：00至8:00，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汪德迈教授在北师大教四201教室授课。

现场师生聚精会神听课

汪德迈先生已经连续五年为北师大跨文化学国际研究生课程班授课，此次为2019年春季跨文化学课程班“概念史：走进跨文化”系列讲座担任首讲，题目为《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与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系主任金丝燕教授共同主持了今天的讲座。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巴赫金研究专家程正民先生，北师大BET电竞官网（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副院长齐元涛教授和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等到会听讲。

热切的目光、认真的思考

汪德迈先生和他的新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

程正民教授在听讲

汪先生围绕他的最新学术研究著作《中国教给我们什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展开，从语言、社会、存在三个部分，阐述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及其带给西方世界的启示。

汪德迈先生指出，在语言方面，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至今使用表意文字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也有表意文字，但中国的表意文字是思辨的工具，产生概念，出现脱离口语的文言文，文言文还渗透到中国经典文献、官方文化和社会分层结构中。中国文字与文字思维能力的缘起与发展与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占卜性和仪式应用，帮助中国人形成思维规律。在这个基础上，《说文》的“六书”，创造了接近完整的汉字体系。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西方文字从口语而来，是表音文字的符号，不是思辨性的。为了适应思辨的功能，西方人需要使用科学和哲学建立一套概念进行思辨活动。中西两者形成对照。

李正荣教授在听讲

在社会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指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划分了人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五个社会阶段，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汪德迈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但这个规律主要是在研究欧洲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多少也研究了印度，但没有研究亚洲。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很重要，但缺乏中国资料。在这套理论系统中，有些概念，如生产方式，如奴隶制，适合于欧洲社会研究，但未必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井田制，农民有私田，这与西方奴隶制中的奴隶的概念完全不同，也与西方生产方式中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不同。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社会分层，那就是“劳力者”和“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是“宗法”社会，西方是法治社会，中西两者形成对照。中国的科举制是中国对欧洲的重大影响之一。西方没有科举，直到19世纪，英国印度公司为了招聘人才，才使用了类似“科举”的选拔制度，后来到经济、政治领域也都采取这个办法。

《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的作者汪德迈先生与译者金丝燕教授

三是存在研究。此指哲学、政治学和思想史层面上的“存在”研究。汪德迈先生认为，中国自古有儒学，但没有古代哲学。从严格意义上说，孔子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家。中国的道家有概念，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道家批评儒家，指出儒家违反“自然”，同时批评儒家的基础——语言和文字。老子《道德经》中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语言毁坏“无为而治”的“自然”与“道”。《道德经》描绘的理想是无语言、无政治的“小国寡民”。《庄子》对儒家使用语言文字的评论又进一步，庄子将语言分为 “卮言”、“重言”和“寓言”三个层次。后来庄子思想又与佛教结合，形成禅宗。禅宗反过来用庄子的方式解释“有”与“无”，存在与不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庄周梦蝶》。庄子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回到开头讲的汉语与汉字上说，中国的文字功不可没，促进了中国人思维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字及其表意系统也带来了束缚的力量，对此也应该反思和批评，儒释道都可以反思批评，正所谓要辩证地看待有无。

董晓萍教授在听讲

汪德迈先生的讲座极为精彩，引起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董晓萍教授邀请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做简要讲评。金教授是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的译者，也是汪德迈学说的研究者，对汪先生的著作有独到理解。金教授指出，汪德迈教授用简单的语言与清晰地逻辑，从语言、社会、存在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特征进行论述。在语言层面，中国的语言是举世无双的非自然语言，不具有普通语言的语义与语音是双重组合。中国在创造语言的时候没有考虑语音的因素。在社会层面，欧洲汉学家与历史学家，过度套用西方的理论观点，而没有重视中国的历史的独特性。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应当关注到这一独特性。在存在层面，从庄子到禅宗，展现出中国对语言的认识，主要分为“卮言”、“重言”、“寓言”，这是中国语言的特点。法国西方的当代艺术所提出的抽象性，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

金丝燕教授讲评

讲座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师生提问，汪德迈先生回应。齐元涛教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看法的差异性？汪德迈先生回应说，西方重视口语，西方人对语言的批评主要针对口语概念的缺乏。在宗教层面，西方人与印度人都认为，口语创造世界。中国重视文字与书写。中国文字本身承载很多概念，承载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了解和研究其他的文化。但我们也要警惕，国际化带来同质化。汪德迈先生也谈到了艺术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语言”的表达。语言是将物品转化为概念，而艺术是将概念转化为实物。中国传统绘画从书法而来，也从文字而来。这是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绘画的不同。现在中国某些艺术活动模仿西方艺术模式，这是有意思的现象，但中国艺术不应该单纯模仿西方，丢掉自己的东西，而是要在自己的历史中寻找符合自己的发展与出路。

齐元涛教授提问

董晓萍教授做了总结，指出，五年前，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首创，针对研究生进行跨文化学教育，汪德迈先生担任首讲；五年后，跨文化学课程班面向本科生开讲，汪德迈先生仍然担任首讲，汪德迈先生的支持是一以贯之的，金丝燕教授也一直在无私投入，而这门课程的内涵和范围也在发展，本次跨文化学课程班进入对概念史的探讨就是一种发展。这次汪德迈的讲座，从这个角度讲，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第一，研究概念史，学科的划分是相对的，要有综合研究的意识。今晚汪德迈先生的讲座就涉及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文艺学、艺术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学科，他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两个大概念“中国文化”、“中国思维”。第二，经典是多元的。概念凝练经典，但任何经典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与文化多样性有关。第三，学术研究的精髓是批评。概念是动态的和变化的，概念还有伪装性，因此学习概念史的课程要了解前人巨大的精神劳动，也要有批评精神。汪德迈先生的本次开讲，就为使用概念进行科学研究和开展学术批评树立了典范，他的讲座纵横捭阖、博大精深，带领师生一起进行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巡礼。汪先生还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如何学习和驾驭概念史？如何以主体文化立身？如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董晓萍教授最后要求所有参与课程班学习的中国同学和留学生同学认真参与中外专家课程的听讲与讨论，共同介入跨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与个案的探索。在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北师大第五届跨文化课程班首讲成功落幕。

录像小组司悦

讲座次日上午，汪德迈先生、金丝燕教授和董晓萍教授前往北京大学看望乐黛云先生。汪德迈先生亲自将新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当面送给乐黛云先生，老友重逢，相谈甚欢。然后大家一起移步至"汤先生藏书室"参观，至中午结束。

（撰文/徐令缘、张伟、代唯一）

汪德迈先生与乐黛云先生对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2019年4月13日，吕红峰摄)

汪德迈先生与乐黛云先生、金丝燕教授、董晓萍教授一行参观北大汤先生藏书室并与工作人员合影(2019年4月13日，吕红峰摄)